有許多妓女所過的生活比成功的商人更崇高。如果莎福犯罪,那有什麼可怪呢‧因為她雖然犯罪,她同時也是有愛心的,對於那些會表示深愛的人,我們是應該給予很大的寬恕的。無論如何,她由一個冷酷的商業環境裡走出來的時候,是比我們周遭許多百萬富翁更有青春熱烈的心情的。崇拜瑪麗‧瑪黛玲Mary Magdalene是對的。
熱情和情感免不了會使我們做錯事,因而得到應得的懲罰,然而有許多寬容的母親因為縱容子女,常常讓她們的愛戰勝她們的判斷,可是我們覺得她們到老年的時候,一定會覺得她們和家人曾過着幸福的生活,比許多苛刻嚴峻的人所過的家庭生活更幸福。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七十八歲的老婦人對他說:「回顧我過去七十八年的生活,我每想到我做錯事的時候,還是覺得快樂的;可是當我想到我做蠢事的時候,我甚至到今天還是不能饒恕自己。」
可是人生是嚴酷的,一個具有熱烈的、慷慨的、多情的天性的人也許會輕易被比較聰明的同伴所欺騙。那些生性慷慨的人常常因為他們的慷慨而做錯了事,常常因為對付仇敵太過寬大,對朋友太過信任,而做錯了事。慷慨的人有時會感到幻滅而跑回家去,寫出一首悲苦的詩。中國有許多詩人和學者就是這樣的,例如喝茶大家張岱,為幫親友的忙,很慷慨地把家產花完,可是結果卻吃了他自己最親密的親戚朋友的虧。
他為了這次的遭遇所寫的十二首詩,是我所曾讀過的最辛酸悲苦的詩。可是我疑心他到死還是那麼慷慨大量的,甚至在他很窮困的時候有許多次是差不多要餓死了的,也是如此。我相信這些悲哀的情緒不久便煙消霧散,而他還是十分快活的。
雖然如此,這種熱烈慷慨的心性應該由一種哲學加以保障,以免受人生的環境所摧殘。因為人生是最嚴酷的,熱烈的心性是不足應付環境的,熱情必須和智與勇結合起來。我覺得智與勇是同樣的東西,因為勇是瞭解人生之後的產物,一個完全瞭解人生的人是始終勇敢的。無論如何,智如果不能生勇,便無價值。
智制止了我們的愚蠢的野心,把我們由這個世界的時髦的騙子humbug——無論是思想上的騙子或人生的騙子——中解放出來,使我們得到勇氣。
在我們這個塵世裡,騙子真是多得很,可是中國佛教徒已經把許許多多的小騙子用兩個大騙子歸納起來,這兩個大騙子就是名和利。據說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時候,有一次在山上眺望景色,看見許多帆船在中國海上行駛,往來如織。他便問他的大臣那幾百隻帆船上的人在幹什麼,他的大臣答道,他只看見兩隻船,一隻叫「名」,一隻叫「利」。許多有修養的人士能夠避免利的誘惑,可是只有最偉大的人物才能夠避免名的誘惑。
有一次,一個僧人和他的弟子在談論這兩種俗慮的根源時說:「絶利易,絶名心難。隱士僧人仍冀得名。彼等樂與大眾談經說法,而不願隱處小庵,如我輩與弟子作日常談。」那個弟子答道:「若吾師者,誠可謂世上惟一絶名心之人矣。
」師傅微笑而不言。
據我自己的人生觀察講起來,佛教徒這個對人生的騙子的分類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騙子不是兩個,而是三個:名、利和權。美國有一個名詞可以把這三個騙子概括起來,這個名詞就是「成功」success。可是許多智者知道成功和名利的慾望乃是恐懼失敗、貧窮和碌碌無名的諱稱,而這些恐懼是支配着我們的生活的。有許多人已經名利雙收,可是他們還在千方百計地想統治人家。
他們已經把他們的生活奉獻於權威,為權威而服役。這代價常常是很巨大的。如果你請一個智者向一群民眾揚帽招呼,一天演說七次,而選他做總統,他一定不願為祖國服役。布賴斯James Bryce——近代英國歷史學家和外交家以為美國民主政府的制度不能吸引國中最優越的人才入政界去活動。
我覺得單是總統競選運動的吃力情形已足嚇退美國所有的智者了。做官的人常常須在奉獻一生為人群服役的名義之下,一星期內參加六次的宴會。他為什麼不留在家裡把自己奉獻於一頓簡單的晚餐,穿上睡衣上床去睡覺呢‧一個人在名譽或權力的騙子的吸引之下,不久也會變成其他偶然的騙子的奴隷。這種發展是沒有止境的。
他不久便開始想改造社會,提高人家的道德,衛護教會,撲滅罪惡,制定一些計劃給人家去施行,破壞別人所制定的計劃。在大會席上讀一篇他的屬員替他預備好的統計報告,坐在委員會的席上研究展覽的藍圖樣,甚至于開設一間瘋人院臉皮真厚啊!——總而言之,干涉人家的生活。他不久便忘記這些自告奮勇而負起的責任,這些改造人家,實施自己的計劃,破壞競爭者的計劃等等問題,在過去並不曾和他發生過關係,或許甚至不曾跑進過他的腦海裡。一個在總統競選運動中失敗了的候選人,在競選兩星期後,對於勞工、失業、關稅等大問題忘得多麼一乾二淨啊!他是誰呢,幹嗎要改造人家,提高他們的道德,送人家進瘋人院去呢‧可是如果他成功了的話,這些頭等的騙子和次等的騙子是會使他心滿意足地忙着,使他有一種幻覺,以為他的確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是「重要的人物」啦。
熱情和情感免不了會使我們做錯事,因而得到應得的懲罰,然而有許多寬容的母親因為縱容子女,常常讓她們的愛戰勝她們的判斷,可是我們覺得她們到老年的時候,一定會覺得她們和家人曾過着幸福的生活,比許多苛刻嚴峻的人所過的家庭生活更幸福。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七十八歲的老婦人對他說:「回顧我過去七十八年的生活,我每想到我做錯事的時候,還是覺得快樂的;可是當我想到我做蠢事的時候,我甚至到今天還是不能饒恕自己。」
可是人生是嚴酷的,一個具有熱烈的、慷慨的、多情的天性的人也許會輕易被比較聰明的同伴所欺騙。那些生性慷慨的人常常因為他們的慷慨而做錯了事,常常因為對付仇敵太過寬大,對朋友太過信任,而做錯了事。慷慨的人有時會感到幻滅而跑回家去,寫出一首悲苦的詩。中國有許多詩人和學者就是這樣的,例如喝茶大家張岱,為幫親友的忙,很慷慨地把家產花完,可是結果卻吃了他自己最親密的親戚朋友的虧。
他為了這次的遭遇所寫的十二首詩,是我所曾讀過的最辛酸悲苦的詩。可是我疑心他到死還是那麼慷慨大量的,甚至在他很窮困的時候有許多次是差不多要餓死了的,也是如此。我相信這些悲哀的情緒不久便煙消霧散,而他還是十分快活的。
雖然如此,這種熱烈慷慨的心性應該由一種哲學加以保障,以免受人生的環境所摧殘。因為人生是最嚴酷的,熱烈的心性是不足應付環境的,熱情必須和智與勇結合起來。我覺得智與勇是同樣的東西,因為勇是瞭解人生之後的產物,一個完全瞭解人生的人是始終勇敢的。無論如何,智如果不能生勇,便無價值。
智制止了我們的愚蠢的野心,把我們由這個世界的時髦的騙子humbug——無論是思想上的騙子或人生的騙子——中解放出來,使我們得到勇氣。
有一次,一個僧人和他的弟子在談論這兩種俗慮的根源時說:「絶利易,絶名心難。隱士僧人仍冀得名。彼等樂與大眾談經說法,而不願隱處小庵,如我輩與弟子作日常談。」那個弟子答道:「若吾師者,誠可謂世上惟一絶名心之人矣。
據我自己的人生觀察講起來,佛教徒這個對人生的騙子的分類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騙子不是兩個,而是三個:名、利和權。美國有一個名詞可以把這三個騙子概括起來,這個名詞就是「成功」success。可是許多智者知道成功和名利的慾望乃是恐懼失敗、貧窮和碌碌無名的諱稱,而這些恐懼是支配着我們的生活的。有許多人已經名利雙收,可是他們還在千方百計地想統治人家。
他們已經把他們的生活奉獻於權威,為權威而服役。這代價常常是很巨大的。如果你請一個智者向一群民眾揚帽招呼,一天演說七次,而選他做總統,他一定不願為祖國服役。布賴斯James Bryce——近代英國歷史學家和外交家以為美國民主政府的制度不能吸引國中最優越的人才入政界去活動。
我覺得單是總統競選運動的吃力情形已足嚇退美國所有的智者了。做官的人常常須在奉獻一生為人群服役的名義之下,一星期內參加六次的宴會。他為什麼不留在家裡把自己奉獻於一頓簡單的晚餐,穿上睡衣上床去睡覺呢‧一個人在名譽或權力的騙子的吸引之下,不久也會變成其他偶然的騙子的奴隷。這種發展是沒有止境的。
他不久便開始想改造社會,提高人家的道德,衛護教會,撲滅罪惡,制定一些計劃給人家去施行,破壞別人所制定的計劃。在大會席上讀一篇他的屬員替他預備好的統計報告,坐在委員會的席上研究展覽的藍圖樣,甚至于開設一間瘋人院臉皮真厚啊!——總而言之,干涉人家的生活。他不久便忘記這些自告奮勇而負起的責任,這些改造人家,實施自己的計劃,破壞競爭者的計劃等等問題,在過去並不曾和他發生過關係,或許甚至不曾跑進過他的腦海裡。一個在總統競選運動中失敗了的候選人,在競選兩星期後,對於勞工、失業、關稅等大問題忘得多麼一乾二淨啊!他是誰呢,幹嗎要改造人家,提高他們的道德,送人家進瘋人院去呢‧可是如果他成功了的話,這些頭等的騙子和次等的騙子是會使他心滿意足地忙着,使他有一種幻覺,以為他的確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是「重要的人物」啦。